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

華文作家在哈佛大學  

 

【王德威】

 

在一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知識訊息急劇流轉……

 

旅行———不論是具體的或是虛擬的，跨國的或是跨網路的旅

 

行———成為常態。文學創作和出版的演變，何嘗不是如此？

 

    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在海外漢學研究領域裡是一個新興觀念。歷來我們談到現代中國或中文文學，多以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稱之。這個說法名正言順，但在現當代語境裡也衍生出如下的含義：國家想像的情結，正宗書寫的崇拜，以及文學與歷史大敘述（master narrative）的必然呼應。然而有鑒於二十世紀中以來海外華文文化的蓬勃發展，中國或中文一詞已經不能涵蓋這一時期文學生產的駁雜現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後殖民觀念的激盪下，我們對國家與文學間的對話關係，必須作出更靈活的思考。

 

 

 

    Sinophone Literature一詞可以譯為華文文學，但這樣的譯法對識者也就無足可觀。長久以來，我們已經慣用華文文學指稱廣義的中文書寫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大陸中國為中心所輻射而出的域外文學的總稱。由是延伸，乃有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台港、星馬、離散華文文學之說。相對於中國文學，中央與邊緣，正統與延異的對比，成為不言自明的隱喻。

 

    但是Sinophone Literature在英語語境裡卻有另外的脈絡。這個詞的對應面包括了Anglophone（英語語系）、Francophone（法語語系）、Hispanophone（西語語系）、Lusophone（葡語語系）等文學，意謂在各語言宗主國之外，世界其他地區以宗主國語言寫作的文學。如此，西印度群島的英語文學，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語文學，巴西的葡語文學等，都是可以參考的例子。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語系文學帶有強烈的殖民和後殖民辯證色彩，都反映了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力量占據某一海外地區後，所形成的語言霸權及後果。因為外來勢力的強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產生絕大變動，而語言，以及語言的精粹表現──文學———的高下異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徵。多少年後，即使殖民勢力撤退，這些地區所承受的宗主國語言影響已經根深柢固，由此產生的文學成為帝國文化的遺蛻。這一文學可以銘刻在地作家失語的創傷，但同時也可以成為一種另類創造。異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語書寫、異化的後殖民創作主體是如此駁雜含混，以致成為對原宗主國文學的嘲仿顛覆。上國精純的語言必須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學傳統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聲。

 

    回看華語語系文學，我們卻發現相當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外患頻仍，但並未出現傳統定義的殖民現象。香港、台灣、滿洲國、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區裡，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學創作即使受到壓抑扭曲，也依然不絕如縷，甚至有（像上海那樣）特殊的表現。不僅如此，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使然，百年來大量華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他們建立各種社群，形成自覺的語言文化氛圍。儘管家國離亂，分合不定，各個華族區域的子民總以中文書寫作為文化———而未必是政權———傳承的標記。最明白的例子是馬華文學。從國家立場而言，這是不折不扣的外國文學，但馬華作家的精彩表現卻在在顯示域外華文的香火，仍然傳遞不輟。

   

    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們要說歷經現代性的殘酷考驗，中華文化不論在大陸或是在海外都面臨花果飄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憑藉一瓣心香，依然創造了靈根自植的機會。這樣一種對文明傳承的呼應，恰是華語語系文學和其他語系文學的不同之處。

 

 

    但我們毋須因此浪漫化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萬流歸宗式的說法。在同文同種的範疇內，主與從、內與外的分野從來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觸即發。更何況在國族主義的大纛下，同聲一氣的願景每每遮蔽了歷史經驗中斷裂游移、眾聲喧譁的事實。以往的海外文學、華僑文學往往被視為祖國文學的延伸或附庸。時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華文文學的名稱，以示尊重個別地區的創作自主性。但在羅列各地樣板人物作品之際，收編的意圖似乎大於其他。相對於「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學，彼此高下之分立刻顯露無遺。別的不說，大陸現當代文學界領銜人物行有餘力，願意對海外文學的成就作出細膩觀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數。

 

    但在一個號稱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知識訊息急劇流轉，空間的位移，記憶的重組，族群的遷徙，以及網路世界的遊蕩，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經驗的重要面向。旅行———不論是具體的或是虛擬的，跨國的或是跨網路的旅行———成為常態。文學創作和出版的演變，何嘗不是如此？王安憶、莫言、余華的作品多在港台同步發行，王文華、李碧華的作品也快速流行大陸，更不提金庸所造成海內外閱讀口味的大團圓。兩岸四地（大陸、香港、台灣、星馬）還有歐美華人社群的你來我往，微妙的政治互動，無不在文學表現上折射成複雜光譜。從事現當代中文文學研究者如果一味以故土或本土是尚，未免顯得不如讀者的兼容並蓄了。

 

    Sinophone Literature或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的出現，正呼應了我們所面對的現當代文學的課題。顧名思義，這一研究希望在國家文學的界限外，另外開出理論和實踐的方向。語言，不論稱之為漢語、華語、華文，還是中文，成為相互對話的最大公約數。這裡所謂的語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韻語言，而必須是與時與地俱變，充滿口語方言雜音的語言。用巴赫金（Bakhtin）的觀念來說，這樣的語言永遠處在離心和向心力量的交會點上，也總是歷史情境中，個人和群體，自我和他我不斷對話的社會性表意行為。華語文學提供了不同華人區域互動對話的場域，而這一對話應該也存在於個別華人區域以內。以中國為例，江南的蘇童和西北的賈平凹，川藏的阿來和穆斯林的張承志都用中文寫作，但是他們筆下的南腔北調，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發聲位置，纔是豐富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因素。

 

 

    對熟悉當代文學理論者而言，如此的定義也許是老生常談。但我的用意不在發明新的說法，而在將理論資源運用在歷史情境內，探討其作用的能量。因此，我們與其將華語語系文學視為又一整合中國與海外文學的名詞，不如將其視為一個辯證的起點。而辯證必須落實到文學的創作和閱讀的過程上。就像任何語言的交會一樣，華語語系文學所呈現的是個變動的網絡，充滿對話也充滿誤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無交集。但無論如何，原來以國家文學為重點的文學史研究，應該因此產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舉例而言，由山東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麗幻化的鄉土小說享譽，但由馬來西亞到台灣的張貴興筆下的婆羅洲雨林不一樣讓人驚心動魄？王安憶、陳丹燕寫盡了她們的上海，而香港的西西、董啟章，台北的朱天心、李昂也構築了他／她們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銳長於演義地區史和家族史，落籍台灣的馬華作者黃錦樹，還有曾駐香港、現居紐約的台灣作家施叔青也同有傲人的成績。談到盛世的華麗與蒼涼，馬來西亞的李天葆、台灣的朱天文都是張愛玲海外的最佳傳人。書寫倫理和暴力的幽微轉折，余華曾是一把好手，但香港的黃碧雲，馬來西亞的黎紫書，台灣的駱以軍已有後來居上之勢。白先勇、高行健的作品已被譽為離散文學的翹楚，但久居紐約的夫妻檔作家李渝、郭松棻（2005年去世）的成就，依然有待更多知音的鑑賞。

 

    華語語系文學因此不是以往海外華文文學的翻版。它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擴及大陸中國文學，並由此形成對話。作為文學研究者，我們當然無從面面俱到，從事一網打盡式的研究：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局限。但這無礙我們對其他華文社會的文學文化生產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生的尊重。一種同一語系內的比較文學工作，已經可以開始從實際觀點而言，我甚至以為華語語系文學的理念，可以調和不同陣營的洞見和不見。中國至上論的學者有必要對這塊領域展現企圖心，因為不如此又怎能體現「大」中國主義的包容性？如果還一味以正統中國和海外華人／華僑文學作區分，不正重蹈殖民主義宗主國與領屬地的想像方式？ 另一方面，以「離散」（diaspora）觀點出發的學者必須跳脫顧影自憐的「孤兒」或「孽子」情結，或是自我膨脹的阿Q精神。只有在我們承認華語語系欲理還亂的譜系，以及中國文學播散蔓延的傳統後，才能知彼知己、策略性的———套用張愛玲的弔詭———將那個中國「包括在外」。

 

 

    基於這樣的理念，哈佛大學東亞系在今年春天邀請了十位來自美國、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的華文作者：聶華苓、李渝、施叔青、也斯、平路、駱以軍、黎紫書、紀大偉，以及現居劍橋的作者艾蓓、張鳳、李潔，還有在東亞系就讀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生、碩士生與本科生，一起參與討論華語語系文學的可能。除了創作之外，所觸及的議題更包括了：

 

    一、旅行的「中國性」：中國經驗與中國想像如何在地域、族裔、社會、文化、性別等各種層面移動與轉化；華語語系文學如何銘刻、再現這些經驗與想像。

 

    二、離散與遷移：隨著華裔子民在海內或海外的遷徙、移民、甚至殖民經驗，華語語系文學如何體驗它的語言、族裔、典律的跨越問題？

 

    三、翻譯與文化生產：翻譯（從文學、電影、戲劇到各種的物質文化的轉易）如何反映和再現華人社群與世界的對話經驗？相關的文化生產又如何被體制化或邊緣化？

 

    四、世界想像：中文文學如何承載歷史中本土、域外的書寫或經驗？多元跨國的現代經驗如何在歧異的語言環境中想像中國———及華人———歷史？

 

    聶華苓是當代海外中文創作的「祖師奶奶」。從租借時期的武漢到抗戰時期的重慶，到戰後的北平、南京，再到台北，再到美國。她生命和寫作所經歷的「三生三世」道盡了作家創作位置、視野的轉移，怎能為一本護照所限制？同樣的，生於大陸，長於香港的也斯自謂「一出生就經歷了遷徙」，他的作品反映的不只是島和大陸的簡單對應，也是「島中有大陸，大陸中有島」。紐約的施叔青更理解她生命中與島的不解之緣：來自台灣，在香港度過盛年，終又定居紐約中心———曼哈頓島。李渝生在四川，長在台北，前半生為了家國的理想漂流拚搏，竟要在紙上發現永恆的夢土。「身分走失了，定義模糊了」，不變的是對中文書寫的不悔的執著。而曾經定居美國的平路，回到台灣後又轉駐香港。一如她所言，「既然選擇文字為居所，可一點也不在意本身﹙在別人定義裡、在各種分類系統中﹚是離散的、歧義的、邊陲的、異域的……因為文學本應該自矜自持，文學經驗亦必然自珍自重。」

 

 

    來自中國的艾蓓在經過幾番風浪後，深居美東埋頭創作，也同樣在最精緻的文字中安頓了自己。仍然就讀哈佛大學的李潔生在上海，十一歲出國，卻保留了對中文的敏銳感受。她的上海故事出手不同凡響，益發讓我們理解母語的神奇召喚。

 

    駱以軍是生長在台灣的外省第二代作家，島上的經驗總也不能抹銷他記憶父親的中國記憶。這成為他的憂鬱書寫的重要隱喻。中國，父親的中國，是他不能書寫、卻又不能忘記書寫的霧中風景，那永恆的遠方誘惑與傷痛。而到了台灣出身，留學並任教美國的紀大偉筆下，他要問台灣還是中國，海內還是海外，種種原鄉想像，可曾留下性別的、酷兒的印記？來自馬來西亞的黎紫書則告訴我們「這裡的華語粗糙、簡陋、雜亂又滿布傷痕，它到處烙印著種族與歷史的痕跡」，然而她和她的寫作同業卻化不可能為可能，讓華語在南洋的土地上開出奇花異果。「因為接受了『蕪雜』的現實並且以『蕪雜』自喜，馬華文學才得以開天闢地，探索出自己的路向和語境來。」

 

    頻繁的文學行旅，移動的邊界想像。從馬來西亞，從台灣，從香港，從美國，從中國，這十位作家有緣聚在哈佛，談中文書寫越界和回歸的可能，也談海外文學對中國的建構和解構。也就是在這樣的對話聲中，華語語系文學的探索開始展開。

 

 

【2006-07-08/09/聯合報/E7版/聯合副刊】